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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学术研究座谈会会议综述
    日期:2014-12-02

时间:2014年10月18日

地点:湖北日报裙楼五楼2号会议室

主办:由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和天津市湖北商会楚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

主题:黎元洪研究学术研讨会

出席人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田惠光、黎昌晋,省政协副主席王振有,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元龙,省政协原副主席武清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辛亥革命研究专家章开沅、冯天瑜、萧致治、侯杰、宋美云、严昌洪等100余位汉津两地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主持人: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德华

会议内容:

一、李德华主持会议。尊敬的张元龙主席,尊敬的田惠光副主席,尊敬的黎昌晋副主席,尊敬的王振有副主席,尊敬的武清海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黎元洪是我们湖北黄陂人,辛亥武昌首义,他被革命党人和黎先派推举为国军政府都督,此后,他历任了民国初期的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退出政坛后,投资实业和热心文化教育事业,长期以来,他是学术界热门研究的民国名人,也是我们荆楚文化研究内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研究会决定召开一次黎元洪学术研究座谈会,是我们一直计划中的事。前些时,天津市湖北商会楚文化研究会向我们提议,10月19日是黎元洪诞辰150周年,希望在这个时间段,与我们研究会共同主办一次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因为考虑到要召开像黎大总统这样全国性的大人物的纪念会议,需要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时间很仓促,来不及,因此我们商定,此次会议的名称为:黎元洪研究学术座谈会,对于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湖北和天津两方面的政协领导高度重视,尤其是天津市政协,非常重视,来了三位领导,不远千里来参加会议,令我们非常感动,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领导和专家代表。天津方面到会的领导有: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原主席张元龙,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天津市委会主委田惠光女士,黎氏家族后人黎元洪嫡孙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工商联主席黎昌晋,我们湖北方面出席的领导有: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振有,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武清海,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杨玉华等。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学者代表有:先介绍远道而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南开大学历史教授侯杰,还有台湾湖北文学社社长、台湾大学教授汪大华,我们湖北方面的专家学者代表,首先,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章开沅老先生,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肖致治教授,另外,出席今天会议的还有黎元洪家乡的特邀与会人员,有二十多位,我们掌声表示欢迎,下面,学术研讨会,我们就要正式开始,首先,请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振有讲话。

二、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振有讲话。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在这丹桂飘香,蟹贝橘黄的金秋十月,我们高兴的迎来了黎元洪先生诞辰150周年,今天在天津、湖北各位知名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由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天津市湖北商会楚文化研究会、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联合举办了黎元洪研究学术座谈会,在此,我代表湖北省政协向莅临座谈会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和黎元洪先生的后裔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湖北是辛亥革命的首发之地,研究辛亥革命史与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黎元洪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历史人物,黎元洪,湖北武汉黄陂县人,有黎黄陂之称,是中华民国史上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历经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尤其是他在辛亥革命首义时,执掌都督印,居功甚伟,孙中山先生曾称他为“民国首义第一伟人”,章太炎称其“功比孙黄”,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对黎元洪先生的历史功过,并没有做出完全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评价和公正的对待,打开历史的画卷,我们不难发现,其实黎元洪先生身上却有许多可取之处,他虽出身行武 ,但常常手不释卷,这在当时鱼龙混杂的社会里,的确难能可贵,张之洞之所以赏识他,就是看出了他敬业乐群,他十分重视人才,对秀才出身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军人,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只要是人才,他都“曲为维持,使之因才得职”,他首任总统时,起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更是传为美谈,在首义之初,他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毅然从大局出发,坐镇都督府,对推翻帝制、缔造共和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凯软禁他,逼其赞成帝制,他断然拒绝;后又封他为“武义亲王”,誓死不受;他与段祺瑞同台时形同水火,但一旦看到了张勋复辟帝制,他断然起用段祺瑞,把张赶下了台。在治国方面,他首倡“军民分治”,与“废督裁兵”的政治主张,他率先实行的“省长制”,开创了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等依法治国的先河;在治军方面,他订立了全国第一个治军法规《湖北练兵要义(十条)》,为陆军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在经济上,他与华侨创办中国远洋货船公司,开通了香港经上海至旧金山的远洋航线,填补了我国远洋运输的一项空白。这些实业的创办和发展有利于巩固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有利于国际名声,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弘扬中华文化中,他的书法作品遍及海内外名山名寺名院,英国《大陆报》记者艾德温·丁格里曾写道:“如果没有黎元洪,就没有这场革命。历史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除此之外,黎元洪先生还有很多推动历史社会进步的积极贡献,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去研究、去探讨、去总结,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区,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了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予必要的尊敬,要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这个历史人物,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通过了解一个人物,就可以了解一个时代,习近平同志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我们要善于以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深刻的把握历史人物活动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从历史人物的学习评价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警示后人,黎元洪先生作为我们湖北历史文化名人,我们理应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去关注和研究他,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史鉴今,为湖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最后,祝在座的各位领导、嘉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合家幸福、万事如意,祝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三、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元龙讲话。非常高兴参加这次座谈会,我是作为跟黎元洪他们家是世交的身份来参加,我的祖父呢,是南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张伯苓,这个他跟黎元洪当年都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是上了舰上,掉了水了,我的祖父是正要出发的时候,甲午海战战败的消息来了,就没走了,黎元洪到了南京,又到了武汉,我的祖父在天津就搞起教育了,黎元洪对南开的帮助非常大,南开刚刚建设的时候,黎元洪首先出了一千两支持南开的建设,以后又不断的给南开很多的帮助,所以黎家的很多孩子都是在南开学习,黎元洪的长女黎绍芬,原来,文化大名的时候离我们家就很近,那时候,老太太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我们那个五大道的睦南道,有一个五大道的电视,五大道是当时天津非常高档的社区,在马路上走,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他的先生也很厉害,长得有点像法国留学,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在教科书里得到的那些东西,后来在一些书里一看,差别非常之大,我最近刚看了,我们昌晋主席给我一本书,是陈国安写的,看完以后觉得对黎元洪这个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觉得里面有几句话写的非常好,一个是他对黎元洪的评价,中山微微,功比月月,另外孙中山对他的评价是“民国第一伟人”,我想他呢,也可以说是民国、中国第一被误解的人,历史并没有给他非常公平的评价,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学者、历史学家,我觉得历史的东西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我们不要把它当做包袱,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赶紧的研究历史,这个历史慢慢地随着亲文者、亲历者的老去,这个历史会慢慢的消失,我们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东西给历史一个公正的评价。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是一个光荣历史的城市,我们天津跟武汉一样,也是近代非常重

要的一个城市,大家看过走向共和,很多的东西都在我们天津发生过,我非常希望借此机会,我们天津与武汉的历史学家,我们来了不少人,那么跟武汉的历史学家们一起把中国的近代的历史好好的再重新研究一下,确定下来,有些我们的历史书和我们的档案中的很多东西,一定要赶紧改过来,谢谢大家!

   四、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田惠光女士讲话。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

参加今天的学术会议,我是作为听众来向大家学习的。会议安排我代表天津市政协作个发言,在各位专家面前不好乱讲。我就弘扬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谈点体会。

中国晚清时期,革命一词广泛流传并使用。革命本身来自于西方语境,主要是指实现政治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传入中国之后,革命一词有了一个特定的涵义:革天命。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为了麻痹、欺骗广大人民群众,总是将自己的统治权力称作“受授于天”。晚清革命党人最初的主张就是要革去这个“天”的命,就是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是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之举在屡遭挫折、愈挫愈勇的艰难条件下的辉煌成就,值得中国广大人民大力庆祝并不断发扬光大。由于这次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空前巨大,反革命的力量也不可能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而立刻土崩瓦解。因此,旧势力采取了诸多反扑措施,企图将革命成果扼杀在摇篮里。在如此严峻的历史条件下,来自旧政权营垒但早有革命倾向的黎元洪,毅然担当起了革命的重任,就任湖北新政权领袖,立誓一生追随革命事业。从那以后,他极力维护辛亥革命成果,努力保存共和制度,在缺少军事、经济实力作后盾的情况下,巧妙周旋于各个实力派之间,善于利用自己在政治上影响力,在几个紧要的关头旗帜鲜明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付出了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可以说,没有黎元洪坚持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若干重大举措,中国民主革命可能还会多走一些弯路。

从历史上看,黎元洪与中国国民党颇有渊源。1912年3月同盟  会改组时,黎元洪即参与进来。这次改组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孙中山致电祝贺。在黎元洪被迫辞职后,孙中山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主张恢复黎元洪为“合法总统”。多年之后,黎元洪恢复总统职位,即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黎元洪因拒绝直系军阀要其盖印下令讨伐孙中山愤而出走天津,自此告别政坛,但在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赴北京途径天津时,多次探视已重病的孙中山。正因为历史上的这些联系,黎元洪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修建专墓。也因为如此,无论是孙中山赞誉黎元洪是“民国第一伟人”,还是其他先贤尊称黎元洪为“共和磐石”,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我们今天纪念黎元洪诞辰,就必须明确地指出他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精神,并努力使这种革命精神在今天依然得到发扬光大。我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当代一员,在纪念黎元洪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日,我们更加清晰地思考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倍加珍惜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作为参政党成员,我们要学习继承革命前辈为振兴中华不懈奋斗的优良传统,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我也很想借这次会议的宝贵机会,听取各位专家的发言,从中吸取宝贵的精神养分。

我就讲这些,不妥之处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祝这次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五、黎氏后人黎元洪嫡孙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黎昌晋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纪念我祖父诞辰1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本来在会议召开的过程当中,我们聆听完了这个湖北省和天津两地领导的致辞之后,就应该请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发表各自根据自己研究的结果发表高见,本来我在这不该妄言,那么感谢主持人给了我一个机会,我想今天我们黎氏家族的后人,我祖父的后人,我祖父一共有5个孩子,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姑姑夭折,剩下的四个呢,有一个姑姑去世的也比较早,没有后人,那么我一个姑姑、一个大伯还有我的父亲,然后他们三个人,分别都有子嗣,那么,这三支的后人今天都有幸应邀出席今天的这个纪念会(研究会),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所以呢,今天参会的这些黎氏的后裔委托我在这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们表达我们的感想,首先,我们感到的是非常的感动和激动,之所以讲感动,是我们这次研讨会得到了湖北省政协各级领导的关心、指导、帮助和推动,那么,得到了我们这个研讨会承办各方的积极努力和共同的协调与配合,才能够请到国内乃至海峡两岸的对近

代史研究的泰斗级的专家学者,在这里发表高见,所以呢,我们能够有幸参加这个研讨会,非常感动,领导的关怀,各位专家学者,有的很多人像章开沅老校长,年近90了,那么有的专家学者从外地很远赶来,我们的海鹏会长,最近工作非常的繁忙,那么都拨冗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所有的这一切使得我们黎氏家族感到非常的感动,那么所说的激动,是我们曾经,特别是在大陆生活的,像我和我的表哥,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一段因为我们的祖父而承受的压力,文革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周围的人告诉我,你的出生是反动军阀出身,你的祖父是反动人物、是军阀,那么,以后的很多影视作品也是这么勾画我的祖父,我记得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有一个《楚天都市报》的记者采访我,当时他跟我开了个玩笑,他说,你的祖父连我的孩子刚上中学,初一的学生,他也知道是个湖北人,矮胖子,从床底下拖出来拿枪顶着他,当了大都督,后来又当了大总统,那么直到前不久,我仍然看到了一篇文章上写:黎元洪因为怕死而不敢接受革命党人的推举,但是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我有幸拜访了海鹏会长,有幸拜访了开沅老校长,我们昌洪教授,还有几位专家和学者,他们

一致的都讲:你的祖父在近些年来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不客观的、不公平的评价,你作为后人,你应该更多的来剖析史料,那么今天刚才聆听了几位领导的致辞当中,一致对我祖父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做的一些事情给予了肯定,所以在这我感到非常的激动,这是我的两个感受,那么还有一个,作为黎氏的后人,我接触的父辈的人,我的大伯父、大姑父,还有我的父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爱国。我的大伯父,在四九年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在掌管一个航运公司,那么他的三十多条船当时被调到台湾,去运送物资,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大伯父冒着危险,带着三十多条船,绕到香港回到上海,到大陆,那么被周恩来总理请到北京,然后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旁边,对他的义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外,我的大哥,我的堂兄现在已经不在世了,我的大伯父的长子,他呢,在抗战期间,抛弃了学业,参加了远征军,为抵抗日本的侵略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说,再有呢,就是我所有的父辈人和我这辈人无论政局怎么变化,都努力通过自学完成了所有的大学应该学的课程,再有就是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努力,在各自的事业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还有就是无论家庭收入多与少,都坚持勤俭持家,我觉得我说的这些爱国、勤学、勤奋和勤俭是我们的父辈人从我们祖辈人那里传承下来的一种家风,我觉得这种家风,我们还要把它传承下去,最后一点我就想说的是,听父辈人讲,我的祖父,他的愿望就是中国要和平统一,中国要强大,民众要富裕,那么和平统一、强国富民,是我祖辈人的愿望,并且毕生为之努力,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够实现,现在经过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不懈的奋斗,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逐渐的强大起来了,我们国家人民不断的富有了,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我们民主与共和的精神,也就是辛亥革命所倡导的民主与共和的精神,在现在得以实现,正是像习近平书记所讲的,我们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这一历史目标,应该说在历史上最接近的时刻,因此,我想作为我祖父的后人,我们也有这个历史的担当,我们会在新的时期、新的历史时刻,倾尽全力为实现中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而贡献我们所有的力量,我想借此机会表达这些感想与感情,谢谢大家!

六、专家学者代表发言。

1、台湾《湖北文献》社社长、台湾大学教授汪大华先生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黎大总统的后裔:今天我们在纪念黎大总统的诞辰,个人有机会从台湾来向给位专家学者学习,感到非常荣幸。黎大总统是倡建民国的伟人,另外我从台湾来因而有更多的崇敬。有关黎大总统的丰功伟绩,各位专家学者在此,个人不敢班门弄斧。我就本人所从事《湖北文献》这一刊物有关黎元洪研究的相关文章的概要作一介绍。

《湖北文献》是48年以前由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元老万耀煌先生创办,意在记述湖北史实,传扬荆楚文化,加强亲情联络。

在台湾史学界,黎元洪长期被边缘化,甚至刻意淡化。近年来,大陆学者在《湖北文献》发表黎氏研究文章,引起本地史学界关注。《湖北文献》党刊中曾有一篇文章,黄陂籍学者指出“中华民国大事记”中没有提到黎元洪,历史不容抹杀。特别要感谢在座的研究黎元洪的专家冯天瑜先生和黄陂的裴高才先生,他们把研究成果提供给我们发表出来,使在台湾的湖北人,对先贤先烈多一份了解,产生多一份崇敬,多一份怀念。相信大会有非常丰硕的成果,也希望大会能提供给《湖北文献》刊登出来,给在台湾的下一代湖北子弟有多一份崇敬,对历史有更深入地了解,强化在台的下一代对祖国的认同。当然也为丰富《湖北文献》的可读性。

2、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章开沅:各位来宾,各位同行学者:我对黎元洪没有太多研究,但我研究晚清史,从大的范围来讲,黎元洪也是不可绕开的研究领域。黎元洪研究长期没有引起重视有很多客观的历史原因,共产党、国民党、历史学者本身都要负责任。黎元洪从一开始就被妖魔化了,因为起义的新军在回忆时要抬高自己的作用必定要贬低黎元洪的作用,首义人士、首义义士、首义参与者等也是水平参差不齐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参与意愿不齐,政治意识不齐等等。所以起义人士后来的会议中就掺杂这些东西,我们很相信这些回忆,我是很相信的,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用的就是从床底下或者别的不太体面的地方拉出来。但是后来,有些正统的东西,如共产党的正统否定了国民党,否定了北洋政府。我记得从1954年开始研究辛亥革命的时候,我首先拜访的就是赵难先,他当时的地位很高,他很客气。但他第一句话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日月疏而烛火稀矣。”意思是即便在晚上,月光很强,烛火即火把也用不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伟大的新中国成立相比,辛亥革命像一个火把一样就亮了一下就灭了,所以对于老一辈的革命者来讲,他们不愿意讲这些事。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对辛亥革命也应有新的评价。在改朝换代的年代,参加老革命的不如新革命的,甚至还不如反革命的。这些只是闹骚的话,不能作为历史评价。口述历史很多都是记忆、回忆,有很多的不准确性。

黎元洪不是军阀,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他不能算作北洋政府的人。他最大的特点是有所不为,恰恰他的“有所不为”才成就了他是“共和磐石”。黎元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毕竟是一任总统,对黎元洪的尊重就是对共和的尊敬,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各位乡帮父老、各位领导来宾、各位学者和朋友们,我很高兴这一次来参加黎元洪学术研究座谈会,前不久黎昌晋同志找到我给我通报了在筹备这个会议的种种消息,我后来也同意来参加这次座谈会,实际上,这个时间上的安排,我提前结束了在福建的活动,我从福建赶回来参加这个会议,没有能够就黎元洪的研究做出更多的学术上的准备,黎昌晋同志找过谈过了以后,我是在思想上考虑再考虑,想了想,所以想一点心得来贡献给各位,请各位批评指正。我们过去的确对黎元洪的历史评价是低了,汪大华先生讲台湾没有他的地位了,其实在台湾,国民党的政统不仅没有黎元洪的地位了,黄兴的地位也没有,只有孙中山的地位,我们学术界、历史学界过去对黎元洪的一些说法,现在都得重新加以思考,至少黎昌晋同志在学生时代所听到的你的同学、老师所说的那些话,说黎元洪是反动军阀,这个说法,或者说这个帽子是不能成立,这个在北洋时期,他虽然在北洋时期是总统,但是他没有军队,他要在湖北,他可能还有点军,但是到北京以后他无法控制任何一支军队,他不可能成为军阀,我想黎元洪一生的经历,我觉得在历史上,我给他一个基本的评价是有大功无大过,有过不是大过,说有大功就是因为辛亥革命以后建立共和,坚持共和、维护共和,这是中国近代史提出的第一的任务,这是历史性的任务,那么,支持了共和,坚持了共和,维护了共和,这就是坚持了我们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尽管他是被迫的起义以后的湖北都督,怎么样去分析他就任湖北都督这一历史过程,还可以做出许多历史学的论证,但是尽管他是被迫就任都督,毕竟担任了都督这个职务,并且在推动建立全国政权,中华民国政府方面他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袁世凯要做皇帝,几次三番派人到他家里去宣布袁世凯的这个遭遇,封他为“武义亲王”,他坚决拒绝,而且把来人骂出去,这个态度是十分可取的,那么后来张勋复辟,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这就是坚持共和,坚持共和就是坚持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前进的方面、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他是有大功而无大过,那么,当然在二次革命期间,在对待湖北革命党人的问题上他有一些过,那么在担任总统、副总统期间,他也不是那么很坚强、很坚定,不是很坚定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手上没有军,他不能掌握任何一支军队,所以这方面我认为不能算是他的大过,可以算作是他的小过,所以从历史前进的方向来讲,他是有大功的,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今天肯定,我们肯定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就是要看他对历史前进的方向采取一种支持的态度呢还是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判断历史人物的根据,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黎元洪这个历史人物很值得我们重新加以研究,我们从中国近代史的前进方向的角度,重新思考黎元洪的历史地位和他的历史作用,我们湖北的近代史学者,我们天津的近代史学者,可以换一个思路来重新评价近代历史,来重新黎元洪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些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乃至于正确认识我们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道路,应该说都是有记忆的,我自己对于黎元洪的历史没有深刻的研究,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能够真正从学术的角度来写出有关历史的一些论证,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这一方面做些努力,那么,我期待我们在座的比较年轻的近代史学者,能够在这一方面下一些功夫,来推动这个研究,我之所以说湖北的学者和天津的学者,因为黎元洪是我们湖北人,做了湖北起义以后的都督,担任中华民国临时的副总统,这就是些很重要的地位,说起中华民国临时的副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从黎元洪坚持临时约法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一些好的评价,袁世凯死了以后,究竟是继任总统还是代行总统职务,这实际上在当时,在政治舞台上真的很多,继任总统是坚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这些说法,那么,黎元洪当时接收的是继任总统,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坚持的共和的立场,坚持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的立场,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这些都是我们给予很高历史评价的一些活动,我自己也是湖北人,所以我刚才第一句话说,各位乡帮父老,这是我今天就黎元洪活动这一思考的心得,我是从湖北人的角度来思考的,是作为一个近代史学者的角度来思考的,是作为观察和思考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上来思考的,那么我就说这么几句话,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4、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关于黎元洪的评价问题,我们中国史学界包括我自己,以往对黎元洪的认识很不全面,有很多偏误。这个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辛亥革命研究而言,长期以来辛亥革命的研究集中在对于革命派的产生、发展。这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基概。这是从民国就形成的一个模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没有从其中走出来,还进一步地发展。实际上,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当然革命党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像现在有些研究者,好像又有一种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党人的这样一种研究。这是不对的。应该说辛亥革命它就发生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被统治下去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它的产生是有他的必然性、合理性,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的,这点不能否认。但是辛亥革命或是其他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历史因素的产物。起码就辛亥革命而言,有这样几种力量都在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初年的历史进程中有重要的作用。革命党、革命党人的活动、立宪派、立宪运动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有从旧营垒出来的一些人物,就辛亥革命而言,有大批的汉官,因为辛亥革命打着“排满”的旗帜,汉官也是被争取的对象。这些汉族的清朝官员,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到民国的阵营中来,也起了种种很复杂的作用。对于这个,也是要给予客观的、公正的、历史的一种评判。就黎元洪而言,他不是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参加到武昌起义以及以后的,他是革命党人以外的人,他是清朝的高级军官,湖北新军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张彪。他是协同。他以这样一个身份,因此他必然是被动的,被拉进来。如果他是很自觉自愿地,很兴高采烈地,那就完全不符合逻辑。而且我觉得黎元洪这个人,是个诚实的人,包括辛亥革命以后,回顾这段历史,他从来没有按照革命的那个模型去美化自己。他确实是非常被动的,他自己的回忆也是说当时是被动的、害怕,被拉出来后就勉强同意了。这个是符合逻辑的。那么他被勉强拉进革命阵营里来,而且成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成了领袖。其实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也要做历史的分析,这个有偶然性,包括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其他领袖人物都没有来,这个时候把黎元洪拉出来。但是,正像我们很多研究成果里面都讲到,之所以,请他出来,也并非偶然,那就是黎元洪这个人,是有很多优点的。他爱军,他知兵,而且他比较清廉,同时他在当时清朝的高级官员中是比较少有的支持当时的一些具有现代改革意义的立宪运动。他都是一种支持的态度。另外他的声誉是很好的。因此在首义之前,革命党人研究,起义以后谁来当这个都督的问题时,请黎元洪出来是一个重要的选项。黎元洪出来,对他本人来说是被动的,偶然的,客观来讲也具有偶然性,但是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黎元洪他出来,有很多原因。所以,这些我们都不能抹杀。不能只一味地强调,“床下都督”之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做过很多辩证,都有夸大其词地地方。但是他确实是很勉强的出来,刚开始很不愿意,今天我们给黎元洪很高的评价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去纹饰这件事情。这是符合历史进程,也是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还原历史必备的。至于他出来以后,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消极作用,我提供的一篇小文章中都讲到了。我想还是围绕前面海鹏先生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我们中国近代的历史,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要突破军阀专制社会给我们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严重的桎梏。这是一代又一代革命先贤为之奋斗的。要建立宪政民政、民主共和等等政体。以往也过于夸大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他们是有重大分歧的,主要是一个是体制内,一个是体制外,要不要保留清王朝,这是当时辩证比较激烈的。但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大体一致的。辛亥革命是要建立创建共和,辛亥革命以后是推翻共和,恢复专制和保卫共和之战,那么在这样一个主题之下,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物他当时是什么状态。应该说在这样一个主线上,黎元洪是很了不起的,可以说他是坚守共和。他确实成为了一面共和的旗帜。因为他代表了辛亥武昌起义,所以他成为了这面旗帜。我觉得,孙中山说他是“民国第一伟人”恐怕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而他虽然有种种摇摆,动摇,但这些都是难免的。但是他无愧于共和旗帜。他坚守了这个东西。正像前面大家所讲到的,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他都坚决抵制。袁世凯要给他武义亲王,武义就是指武昌起义。包括张勋复辟的时候,满城都是黄龙旗,唯独在黎元洪的府邸,他不挂黄龙旗。种种表现,他都是坚守了共和,坚守了共和的旗帜,这个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要给与充分的肯定。如果我们把他跟其他人物做一个比较,当然不是跟反共和的人去比较,包括像杨度、严复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相当杰出的人物,他们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都迷茫了,他们帮着鼓吹袁世凯当皇帝。所以,我们看待历史人物,要看他在历史进程当中在大事当中,他是什么状态。我们不说很高的评价,他是大节不亏。确实是坚守了共和,是一个并不夸张的共和的“一面旗帜”。他本身也是很多矛盾性集于一身的人物。他有过失的地方,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人物,但是有影响,所以方方面面都要争取他。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状态,应该说是非常可贵。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们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应该给与黎元洪一个较高的评价。

5、武汉大学教授萧致治我提交的这篇文章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黎元洪一生的主要业绩,文章包含内容有:1、辛亥革命前黎元洪对清代海陆军近代化的作用。2、辛亥革命时期,黎元洪对中国建成民主共和国的杰出贡献。3、辛亥革命后,为巩固共和继续献计出力。我最近在编《黎元洪全集》,看那些电文我有很多感触。他在辛亥革命后促进民主共和制的建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对他有很肯定的评价。帝制的终结,民主共和制的建立在中国甚至在亚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愧为“民国第一伟人”,与孙中山、黄兴并称为“开国三杰”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恢复共和中作了不少工作,努力促进全国统一,为中国富强铺路。他两次当大总统时都重视宪法的制定,力争制定宪法,维护共和的法律基础。他最早提出军民分治,实行“废督裁兵”,根除军阀横行祸害。他投资实业,巩固民主共和国基。他热心和支持文化教育事业。

6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杰:昨晚才从台北赶回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心情非常激动。首先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历史人物,即如何看待历史传承和历史史实。干脆改有好几位前辈也讲到,在传播过程中有时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从床底下拉出来”曾几何时变成真的历史记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需要剔除。在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清理不实之词,要还原历史真相,另外一个就是从他身上看到那些凝聚和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价值的一些因素。前两年,在湖北开了一次辛亥革命百年论坛,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和平统一,立国富民”的短文,针对辛亥革命新认识来谈的。研究黎元洪应从此入手,阐述辛亥革命给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启示和现代价值。后来在香港、澳门,包括在拍辛亥革命专题片时,严昌洪老师也参与专题片的拍摄,张会长就反复强调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在现代中国人的眼里怎么接受,“和平统一,立国富民”不仅仅是在纪念辛亥革命时应站在和平统一的时代高度上,而且今天我们在纪念黎元洪诞辰150周年的时候也应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讲到黎元洪,应充分肯定,不仅要讲在辛亥革命打破了延续2000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还要强调他是首义三杰,首义元勋,对这样的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应加强。特别是辛亥革命和以往的革命不同,它是由统治者的柱石变成了统治者的掘墓人,辛亥革命的发生大家都有共识了,辛亥起义的新军拿起枪来反对统治者,这是辛亥革命的意义所在。从这个层面上来考虑黎元洪的犹豫和彷徨可能又更深的了解,作为一个军人来反抗自己的“老板”内心的挣扎,意义非同寻常。1928年6月3日与世长辞,在此之前他的遗嘱以电文形式公开发表,文中有从速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垦殖政策、调剂劳资等十项立国举策,他总结自己投身辛亥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事。提出“军民分治”、“立国富民”等主张。这些都是黎元洪对自己革命实践的剖白,也是辛亥首义元勋不懈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核心内涵。和平统一和立国富民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他到死都牵挂的一个事情。这些主张虽然是黎元洪所提出来的,但是也和黄兴、孙中山、宋教仁等有关,孙先生去世之前断断续续地说了几个字,“和平奋斗救中国”。从黎元洪和孙、黄的交往可以看出他对革命、对和平统一、立国富民的做法。1935年举行国葬的时候把他抬到很高的高度来评价他。

7、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教授严昌洪:刚才大家对黎元洪开创共和,坚守共和,捍卫共和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那么他的思想中到底有没有共和的思想,他对共和是如何认识的?过去我们了解甚少。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他很早就收到孙中山的革命宣传的影响。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黎元洪所在的舰艇上有一个朋友生病,就请孙中山给他朋友治病,治病完后,孙中山参观舰艇并向士兵宣传他的民主思想。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孙中山那时的革命思想正在形成之中,也不是很坚定,他1894年还上书李鸿章关于改革的思想。这则史料来源不准确,不能作为信史来用。

我的这篇文章用的是外国记者埃德温•J•丁格尔采访的资料,1909年3月4日来到中国,武昌起义时,他作为上海英文《大陆报》的特派员,从事战地采访。他是第一个在辛亥革命爆发初期,到武昌采访到新任都督黎元洪的西方记者。他自称“革命爆发时,我住在汉口,整个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汉口。当和谈在上海举行时,我离开这个革命中心去了上海。我是革命领袖黎元洪将军的私人朋友,因此在那段时间内,我一直从政治幕后得到独家新闻,这使我有可能写作发生在这个革命地区的主要活动,这些活动影响甚巨。” 他在1912年4月即出版了记录其见闻的著作《中国革命记:1911—1912》。该书先由莫世祥教授摘要译出,发表于《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后经陈红民教授等翻译全书,以《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书名在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又以《1911—1912亲历中国革命》书名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再版。

该书首先以一章(第一章)的篇幅记述他采访黎元洪的情形,然后在其他章节也涉及黎元洪的事迹。笔者反复研读后,觉得书里记录的黎元洪的事迹,尤其是他的思想,可以补其他史料之不足,而过去一些涉及黎元洪的论著很少利用该书,于是便从陈红民教授赠送的《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摘录有关内容,稍加评说。

关于黎元洪的政治理念的记载,黎元洪虽然不是理论家,但在采访时对革命后中国的走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下这些内容对于研究武昌首义时期黎元洪的政治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关于国家政治制度,他主张美国式的共和制度。黎元洪不赞成君主制政府形式,他把英国和美国对比后说:英国的君主制政府最适合他们的人民,但他不相信它对中国最适合。现在中国正打破所有的旧制度和旧习俗,他认为共和制更适合中国的需要。这就是说,黎元洪认为君主制政府形式不适合推翻清朝统治以后的中国国情,所以他说:“我个人渴望看到每个省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议会的自治省,但受全国性政府控制。我们的蓝本取自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会像美国一样有一个总统控制各省议会。” 丁格尔问他:“隔多长时间你们选举一届总统?因为在中国,没有(发达的)交通,难道您不认为举行选举及全国性事务,要比在美国困难得多吗?”因为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制定美国式政治制度的事情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黎元洪的回答是不确定的:“每四年、五年、六年,甚至十年。如果我们有合适的人选,我们的总统可能在位十年。无论怎样,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这件事及其他许多事情都将在第一届议会上做出决定,我不希望过多影响那种制度。”

丁格尔在该书开头写了黎元洪对他谈话的主要观点,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黎元洪的政治理念。除了以上已经介绍的内容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推翻满清统治后,政府形式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以免发生大的贸易和商业动荡,也为了清帝国时期中国与外国外交联系的连续性。”

8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美云:天津近代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1912年至 1928年,天津近代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天津民族工业企业,经过不到20年的发展,为天津成为北方区域的经济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北洋政府里握有权力兼有资财的北洋官僚投资于近代企业,是此时期天津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据统计,投资于近代天津企业的官僚共有86人,投资企业共44家,企业的资本总额约达6923万元,占天津同期民族工业全部资本额的84%,涉及16个工业门类。官僚的私人投资在天津工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据天津市档案馆珍藏的巨型档案《天津商会档案全宗》、天津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黎元洪经济活动》等原始资料记载,黎元洪等官僚私人投资企业特征如下:

1、北洋官僚投资近代工业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而大量投资于近代工业则是在1915年以后。黎元洪就在这一时期投资中兴煤矿。从1917年到1922年,国际帝国主义的商业压力暂缓,国内抵制洋货运动蓬勃发展,国货市场需求大大增加,黎元洪受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巨大鼓舞,将其绝大部分私人资本转向实业投资。五年间,他在天津投资的工业企业主要包括煤矿、纺织、面粉、化工、食品等诸多行业。这是黎元洪投资实业最积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投资量大、种类多、区域广。

2、官商合办是黎元洪等官僚投资企业采取的主要经营形式。有的是以官僚私人投资为主,吸收商人参加;有的则是以商人为主,官僚附搭资本。每个企业中官僚投资的数量和所占比例,现有的资料还难以一一查清。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黎元洪在有的天津企业里任职董事长、总理、董事、监事等,表明其在这些企业中拥有较多的股本。

3、以黎元洪等官僚投资为主体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这些企业较一般民族资本企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机械化程度高。 有一点要说及的是,北洋时期天津能否建立规模大、资本量多的现代大机器生产企业,关键是要解决资金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缺乏原始积累的过程。但被巨额利润吸引的北洋官僚把为数可观的私人资金,转化为工业资本,投向工矿企业,为发展现代大机器工业解决了资金问题,致使企业广泛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断改进生产设备,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官僚投资企业对当时的中小企业起了一定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更增强了天津民族工业的整体实力与外国资本的竞争能力。

二、官僚私人资本与商人资本结合的性质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官与商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时期,即洋务运动期间,官与商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官督商办企业中官与商的结合,也就是国家资本与商人资本的结合。到了北洋时期,从天津的情况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官僚私人资本与商人资本的结合。依据民国初年黎元洪参与企业经营活动情况的初步分析,大体上有四种类型:一是在企业中,只拿红利,不参与企业的经济活动,不担任企业的任何职务。二是在所投资的企业中只任名誉职务或者让亲属替自己参加董事会。三是参加董事会,担任董事之类的职务,对企业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不参加企业的经营活动。这类企业较多。四是担任董事长等主要领导职务,掌握企业的支配权,对企业的经营方向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类企业的比重不大。

因此,从黎元洪等北洋时期官僚在天津经营企业的情况来看,在官僚与商人合办企业中,“官”已不是国家政权的代表“而是以私人身份投资于企业,甚至直接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这些官僚与商人合办的企业所有权属于私人,是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至于投资于企业的官僚,有的亦商亦官,以经营企业为主,有的则亦官亦商,以做官为主。事实证明,北洋时期大量投资于民族工业的黎元洪等人,特别在其参与经营的企业过程中,始终坚持“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明确宗旨。因而可以认为,官僚私人资本应属于民族资本范畴;一部分官僚已逐渐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黎元洪已基本上由封建官僚逐渐转化为民族企业家。

三、对官僚私人投资企业特权、垄断问题的思考

所谓“特权”,主要是指免税权、专利权及低息贷款。因为黎元洪经营企业的股东不少人是有权势的官僚,获得的特权特别优厚,但并非只有黎元洪的企业才能享受这些特权,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永利制碱厂就获得工业用盐的免税权,而一般商人所办企业,如北洋火柴厂也与丹华火柴厂同时获得贸易专利权,商办的中小企业同样受到这个政策的保护。因此,所谓“特权”是政府为了扶植民族工业所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历史事实说明,黎元洪等人在天津投资的企业并没有凭借专利权而形成垄断,或兼并其他中小企业。

总之,北洋政府时期,官僚私人资本与商人资本结合创办的企业,较之洋务运动时期国家资本与商人资本结合而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从避免“官府干涉把持”,避免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使企业能够按照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运转这一点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如果与纯粹商人所办企业相比,黎元洪等官僚私人资本与商人资本结合创办的企业,无论如何从本质上还会保留一些“官”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封建落后性。

9、武汉市文史馆馆员、历史学博士程涛平:曾经我在参加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提出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些遗迹都要进行保护,有的维修,有的扩建。因为我是学历史的,1987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黎元洪大总统的陵园的扩建时候我势单力薄,说服各界领导。现在只是初步扩建,我本人不满意,昌晋先生估计也不满意。我到安阳去看过袁世凯的墓,昌晋先生也看过冯国璋的墓,是按照总统级的规制恢复的。现在的墓是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时候扩建的。今天我很感动,希望借助王振有副主席、武清海副主席的力量呼吁扩建,重新评价黎元洪。我的论文是关于黎元洪潜藏的反帝制革命思想,分别论述了黎元洪的革命思想,请孙中山至广甲舰上治病直接受到革命影响。经受甲午海战的战斗洗礼,洞悉清廷的腐败无能。在日参加请愿游行显示出革命者的一面。辛亥革命前保护革命党人并非偶然。湖广总督瑞澂一直将黎元洪视为异己。首义前为都督人选系被革命党人引为同道。热诚欢迎黄兴体现抵抗清廷的坚决彻底。致萨镇冰函道出反满清的革命心声。隆重接待让位后的孙中山显示志同道合。冒死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行为。

10、黄陂区代表讲话。黄陂区是武汉的城市之窗,黄陂有四张名片,木兰故里、盘龙文化、“二程”双凤亭、黎黄陂。2008年以后,我们专门成立了黎黄陂研究会,我们感到骄傲的他是“共和磐石”,当过大总统。黄陂台办的裴高才先生20多年坚持研究黎黄陂,出了很多作品。彭博翔先生无私地拿出自家产业开办黎黄陂文化博物馆,终于在去年开馆了。以人大议案的形式,征集居民意见,修建了黎黄陂文化广场,立了全身的铜像,为市民祭奠黎黄陂有个活动场所。

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有坚守”、“有坚持”、“有担当”的历史人物,有家国情怀的人物,有兴办实业的人物,我们黄陂区也将把敢为人先的精神,把黄陂的明天建设的更好。

11、黎黄陂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裴高才发言。关于黎元洪的学术会议召开了两次,2008年在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召开的,这次会议规模更大,影响更大。湖北教育出版社传来消息,已经把黎元洪列入了荆楚文库。黎元洪有两个好老师——萨镇冰、德国籍教官汉纳根,他受他们影响很大。在甲午海战中,代行“大车”之职,驾驶“广甲”围攻日舰。后来,张之洞对他有知遇之恩,师生“四两拨千斤”。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凭借“首义之区”的金字招牌,风云际会,成为民国惟一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政治家。

七、天津市湖北商会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荣长海作最后总结讲话。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领导:

今天,在秋高气爽的江城,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为今年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鄂籍中华民国已故总统黎元洪举行学术纪念活动。我们所以要纪念,是因为这个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交替的时期,具有重大作为,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纪念;我们所以讲学术,是因为这个人物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始终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加以论证。刚才各位专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见解,集中表达了我们主办方所想表达的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不曾有过的创新见解,概括起可以这样表述为三个方面:完整准确地描述了历史上的黎元洪,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黎元洪,肯定黎元洪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关于完整的黎元洪问题。在论说严肃的历史著述中,在可以虚构的影视作品中,黎元洪过去基本上是一个不完整的形象,大体来说:对黎氏前期的历史多有演绎,极少对其后来在力保共和中的贡献以及下野后从事实业和教育加以描述和评价。例如,获得国家大奖的电视剧《辛亥革命》,只提到了黎氏不愿在首义成功后的安民文告上签字,甚至还有孙中山远在国外对黎的疑惑和警惕的描写,但在后面的剧情中不再提及此人。这是通行的做法,但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那个被辛亥洪流裹胁参与民主共和实践的黎元洪,至多还有那个与北洋总理段祺瑞相互争斗的无权总统形象。所有这些描述,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它完全不符合当事人的本意历史面目。我们作为当代人,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必须用全面的发展的思路展示历史的原貌。各位专家学者用自己的学识和方法,非常完满地做到了这一点。

关于真实的黎元洪问题。有了完整的黎元洪形象,必然造就一个真实的黎元洪形象。各位专家用详实、确凿的史料,给我们还原了一个正面的黎元洪这一历史人物。大家从黎元洪青少年时期在天津求学接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并在甲午海战中经历生死考验,再回家乡编练新军并对军中革命党人加以保护这条完整的历史线索中去思考,得出了一个在辛亥革命大潮中顺势而为、某种程度上是众望所归的辛亥潮人的高大的黎元洪的形象来;我们正视黎元洪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拒被封为武义亲王、为捍卫共和硕果而不得不收回罢免成命再任段祺瑞为总理以打败辫子军张勋这些史实中,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真正在当时历史舞台上表演正剧的黎元洪。

关于伟大的黎元洪。如果真实的黎元洪的确是真实的,那这个黎元洪就必定是一个伟大的黎元洪。这个伟大之处,就在于黎元洪在历史的关键点,能站在时代的潮头,做出关键性的举动,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他应邀就任武昌起义胜利后全中国的第一个军政府督都,稳定了革命队伍,并使革命影响迅速扩及全国;他在袁世凯、张勋的两幕复辟丑剧中义正词严、勇于担当,有力地护住了共和大旗;他在退出政治生活之后,在发展实业和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位专家都提到了对黎元洪生后的诸多正面评价,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孙中山在让位予袁世凯之后受黎元洪邀请到湖北巡视时,当面称黎氏为“民国第一伟人”,应该是从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关键表现来讲的。当然,民国第一伟人更应属于孙中山,但此语从孙中山口出说出,足以说明黎元洪之伟大。

这次研讨会后,我们将对所有围绕这次会议准备的论文进行选编,并正式出版论文集。关于论文集的书名,我们反复推敲斟酌,最后选用了“共和磐石”这四个字。因为在对黎元洪的诸多正面评价中,我们认为最为贴切的是“共和磐石”。在巩固共和成果的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中,黎元洪为保卫共和成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他的真正伟大之处。令人高兴的是,这个评价来自于辛亥革命史的权威专家章开沅先生,章老还亲自题写了书名。这本论文集的内容更会产生重要影响,以张海鹏先生和章开沅先生两位史学巨擘为代表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创新观点和精妙论证,必将带来重大的学术进步和政治意义。

这次研讨会是由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天津市湖北商会楚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我作为其中一个主办方的代表,首先要感谢另一主办方对这次研讨会作出的贡献。这次会议在湖北召开,许多具体工作都是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的同志所做的。我们更要衷心感谢这次学术活动的真正主导者湖北省政协、天津市政协和湖北省社科联,没有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这个会议不可能开得如此高端和隆重。特别是湖北省政协的杨松主席始终关注、指导这次会议,并派王主席到会致词;天津市政协更派出多位主席莅会,田主席也发表了内容深刻的讲话。我还要代表天津市湖北商会的江涌会长、周树佴书记向湖北方面的各主办单位、支持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更多的谢意还是应当送给以张海鹏先生和章开沅先生为代表的来自海内外的各位专家学者,是他们的精彩发言将我们这次研讨会推向了高潮,并使海内外关于黎元洪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正是我们主办这次研讨会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衷心地谢谢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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